當地時間2018年8月20日，長期生活在紐約市皇后區杰克遜高地（Jackson Heights）的95歲前納粹集中營看守亞基夫?帕利（Jakiw Palij）遭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人員逮捕，并被連夜秘密驅逐出境。在帕利乘坐的飛機于第二天早間抵達德國西北部工業城市杜塞爾多夫后，美國白宮方面發表聲明宣布此事。

至此，為時十四年之久的關于他命運的爭執就此劃上句號，這背后隱含了美國國內和國際舞臺上多股政治力量的角逐。

一、追查納粹幫兇

自二戰結束之日起，清算納粹罪行、追查納粹幫兇的工作隨即展開。位于德國納粹運動發源地紐倫堡的國際軍事法庭負責審理納粹德國主要政治、經濟和軍事首腦，而稍后的美國軍事法庭則在同一地點對法官、集中營醫生、企業家、黨衛隊軍官、政府官員等參與納粹對外戰爭和種族滅絕行動的人員進行審判。此外，所有遭受納粹德國侵略的國家也著手清算各自領土上的納粹幫兇。

然而，即使是在如此大規模追查的情況下，仍有不少納粹幫兇逃脫了正義的審判。他們偽造身份，隱瞞自己戰時的所作所為，逃往美洲。蘇聯對東歐國家的控制以及冷戰的興起進一步擴展了這些納粹幫兇的逃亡渠道，以火箭專家馮?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1912—1977）為代表的納粹德國科學家不僅沒有受到追責，反而成為美國航天事業的中堅。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由美國國會于1948年通過，原本旨在幫助納粹受害者并為二十萬歐洲難民提供永久居住權的《流散人員法案》（Displaced Persons Act of 1948）也成了納粹幫兇擺脫追捕的途徑之一。1949年，原籍波蘭的帕利聲稱自己戰時曾在德國工廠工作，因此滿足《流散人員法案》中的條款。同為集中營看守、當時已移居美國的尼古拉?瓦斯里克（Mykola Wasylyk，1923—2010）為他提供擔保，稱他的故事確實無誤。在此情況下，他順利移民美國，并在1957年獲得美國國籍。

盡管極難獲得關于這些納粹幫兇的新線索，以色列政府和猶太人團體并未放棄追捕他們的努力。其中最著名的是“納粹獵人”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1908—2005），他在戰爭結束伊始便開始收集納粹幫兇資料，協助美軍進行追捕，并在美軍因冷戰興起而草草結束追查工作后繼續堅持。他所搜集的線索促成了對阿道夫?埃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等納粹種族滅絕政策制訂者和實施者的逮捕。

其中，他在1964年追查到前集中營看守赫爾米娜?布勞恩施泰納（Hermine Braunsteiner，1919—1999）當時生活在紐約市皇后區，這直接促成美國移民局成立調查小組，專門負責追蹤當時生活在美國境內的納粹大屠殺參與者。由于該小組辦事不力，1979年，來自紐約州的國會眾議員伊麗莎白?霍爾茨曼（Elizabeth Holtzman，猶太裔）敦促司法部成立了特別調查局（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接手這一工作。

由于該局具有更大權限，且此時的美國社會越發重視對納粹大屠殺的紀念（在首都華盛頓建立大屠殺紀念館的動議也在此時提出并獲得通過），因此得以有效開展工作。該機構甚至得到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配合，獲準查閱它們收藏的相關檔案，并走訪生活在那里的大屠殺幸存者和目擊證人。

蘇東劇變和檔案的進一步開放也對相關調查助益頗多。截至2010年并入司法部人權與特別追查局（Human Rights and Special Prosecutions Section）時，特別調查局成功起訴了超過一百名生活在美國的納粹幫兇，剝奪他們的美國國籍，并阻止了另外兩百多名納粹幫兇進入美國。

帕利便是被查獲的納粹一員。近三十年前，該局研究員彼得?布萊克（Peter Black）在布拉格查閱納粹檔案時，發現了他的名字。1993年，司法部調查人員首度找到居住在紐約市皇后區的帕利本人。2003年，司法部特別調查局對帕利提起訴訟，位于紐約布魯克林的聯邦法庭法官裁定其在1949年申請簽證時提供虛假信息，捏造戰時經歷，罪名成立，于是剝奪了帕利的美國國籍。2004年，一位聯邦移民法官正式下令驅逐帕利。

二、誰該接收帕利

法庭判決雖然早已下達，但該由哪個國家接收帕利成了新難題。

1923年，帕利出生在當時波蘭的史坦尼斯拉維夫?。⊿tanis?awów Voivodeship）一個叫Piadyki的村莊。作為東加利西亞地區的一部分，該省在歷史上幾經易手。

加利西亞（Galicia）是一片橫跨今天波蘭東南部與烏克蘭西部的區域。中世紀后期，伴隨著戰爭和王朝繼承，加利西亞先后在匈牙利、羅斯人與波蘭間流轉。18世紀下半葉，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瓜分波蘭-立陶宛王國時，該地被并入奧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奧匈帝國崩潰，該地轉屬重新獨立的波蘭管轄。與此同時，該地的烏克蘭人宣布獨立，成立了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與華沙政府對抗，進而引發了1918至1919年間的波烏戰爭。1919至1921年蘇波戰爭期間，蘇聯也試圖扶植加利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隨著波蘭在這兩場戰爭中的勝利，東加利西亞正式成為波蘭領土的一部分。

二戰的爆發再一次改變了東加利西亞的命運。根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蘇聯吞并了該地區，將其納入烏克蘭共和國版圖。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進攻蘇聯，迅速占領該地區，該地成為納粹波蘭總督府（Generalgouvernement，管轄所有未直接并入德國的原波蘭領土）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根據雅爾塔會議上達成的協定，該地區再次成為烏克蘭共和國的一部分。為避免將來再次出現由民族問題引發的領土糾紛，蘇聯政府下令驅逐該地區的波蘭裔人口。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波蘭或烏克蘭將是帕利的潛在接收國。然而兩國都拒絕接收帕利，稱這應該是德國的職責。該理由背后蘊含著有關納粹大屠殺歷史記憶問題的爭論。

公眾往往將納粹大屠殺與德國緊密聯系在一起，該思維在準確定位大屠殺發起者的同時忽略了來自其他國家的參與者。事實上，反猶主義思潮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不少歐洲國家都甚囂塵上。此外，東歐廣泛分布著類似東加利西亞這樣在歷史上多次易手、民族構成復雜的地區，先前的國家及民族沖突在不少族群心中埋下了復仇的種子，因此納粹德國不難在新征服地區找到合作者。

帕利便是一名納粹合作者。1943年，他前往位于波蘭盧布林（Lublin）東南部的特拉夫尼基（Trawniki）集中營接受訓練。1941年9月至1944年7月間，這里一共培訓了五千多名準軍事人員，用于看守各集中營，以及掃蕩城市猶太區（ghetto，納粹將城市及其周邊地區的猶太人趕進該區，并修建高墻，將他們與城市其它部分隔開。在種族滅絕集中營建立后，納粹便逐步將猶太區內的居民送至集中營），培訓課程包括毆打或射殺該集中營內的猶太人。1943年11月3日，黨衛隊和集中營看守在這里槍殺了6000多名猶太人。

由于帕利既不是德國人，也并未參與德國本土的大屠殺，因此德國在相當長時間內也拒絕接收他，直到最近才同意。德國外交部長海科?馬斯（Heiko Maas）對《法蘭克福匯報》記者表示，這一舉動顯示：“我們接受德國的道德義務，畢竟在納粹統治時期，可怕的不義之舉假德國之名而行?！?/p>

三、美國國內的移民政策之爭

除了涉及國際糾紛外，帕利的命運還令人們再度審視原本便爭議頗多的美國移民政策。

帕利居住的皇后區杰克遜高地自1960年代起陸續迎來眾多新移民，據2010年的人口統計，該區人口中56.5%為拉丁裔，22%為亞裔（主要來自南亞），儼然成為美國多元文化的一個縮影。此外，自1993年起，該地所在的國會眾議員選區都一直由民主黨議員代表。在今年6月舉行的民主黨黨內初選中，生于1989年，自稱是社會主義者的波多黎各裔政治活動人士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更是擊敗了民主黨在眾議院中的第四號人物、愛爾蘭裔議員約瑟夫?克勞利（Joseph Crowley），獲得提名，這顯示了該區不斷尋求變革的意愿。

然而，美國國內一直存在著對多元文化主義的焦慮和質疑。盡管隨著現代交通通訊技術的發展，人口的跨地區流動已成為常態，但人們對陌生人的恐懼依然存在，畢竟自己對他們的過去和品性一無所知。當這些陌生人有著不同于自己的膚色，操著自己無法理解的語言時，人們心中的這份恐懼進一步加強。

帕利身份的曝光更使不少人相信，自己對來自外國的陌生人的恐懼是有道理的：這個平日里面目慈祥、與鄰為善的老人居然是納粹集中營看守。自2003年帕利被剝奪美國身份以來，在他紐約皇后區的住處（一處獨幢兩層小屋）前，就不時有美國人聚集抗議。這一次，他家對面一間墨西哥夾餅店的廚師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表示，當他看見躺在擔架上的帕利被送上救護車時，心中充滿恐懼，直到現在還心有余悸：“帕利看起來和你我別無兩樣，但他的內心是病態的?！币幻≡谝粋€街區之外的維修工人也表示：“他是殺戮組織的一員，該組織殺害那些與己不同者，我怎能相信他不會再干一次。”

一向以加強打擊非法移民為己任的特朗普政府自然不會放過這樣一個自我標榜的機會。在8月21日晚于西弗吉尼亞州的一個競選集會活動上，特朗普表示：“過去十幾年美國政府一直試圖將帕利驅逐出境。奧巴馬總統嘗試過，他們都試過了（卻徒勞無功）。我們成功做到了。他現在走了，回到德國去了?！?/p>

近來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執行特朗普政府的零容忍政策，強行將非法跨越美墨邊境的兒童與他們的父母分開，單獨關押在設施簡陋的拘留中心，引發軒然大波，一些民主黨政治家呼吁取締該執法局。由于零容忍政策違反人道，特朗普政府一直疲于招架，無暇突出該執法局工作的重要性。

帕利在此時被驅逐出境，對特朗普政府而言，無異于一根救命稻草。白宮新聞發言人事后表示：“特朗普總統贊揚政府各部門在驅逐該納粹戰犯一事上的綜合行動，尤其是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所做的工作?！惫埠忘h及其喉舌也紛紛攻擊科爾特茲先前“取締移民及海關執法局”（Abolish ICE）的號召，力求在今年11月的國會中期選舉中擊敗她。此外，帕利一事所暴露出的偽造難民身份、提供虛假簽證材料等行為也是特朗普政府高調宣布打擊的事宜。

四、“平庸之惡”與戰爭責任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一樁看似普通的驅逐前納粹看守事件背后，蘊含著不懈追查納粹幫兇、界定納粹大屠殺罪責，以及美國國內爭論移民政策這三股潮流，還涉及東歐國家的領土變遷，從而串聯起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歷史，展示了人員和信息在現代世界的跨國流動。

帕利的命運也引發筆者的幾點思考。猶太裔美國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在以色列審判埃希曼時提出了“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這一概念。在她看來，納粹大屠殺的多數參與者并非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是心理變態的怪獸，相反，他們只是做著看似再卑微不過的工作，便成了納粹殺戮機器的一部分。納粹大屠殺是一項極其龐大和復雜的工程，包括告發、登記、搜捕、運輸、看守和最終殺死受害者，倘若沒有眾多普通參與者，該工程根本無從展開。

在接受美國司法部調查時，帕利一再堅稱自己并未參與任何屠殺，只是一名普通看守，絕非納粹幫兇。雖然他服役的部隊惡貫滿盈，檢方也的確無法找到帕利直接參加殺戮的證據。然而，作為看守，他使得猶太人無從逃跑，最終慘遭毒手。就這點而言，他無疑是納粹幫兇。

在界定“平庸之惡”的同時，阿倫特也指出，即便是在納粹德國的高壓統治下，普通人依然有選擇為善或為惡的余地。要不是有那些甘冒生命危險幫助猶太人的群體和個人，將有更多人死于納粹的殺戮機器。

在身份暴露后，帕利一再對美國司法部調查人員和媒體表示，他和很多同村年輕人當年是被迫加入特拉夫尼基集中營的，否則德軍就將殺死他和家人。但相關研究表明，該機構基本上只接收志愿者，少有例外。

眾多納粹合作者的存在給德國之外的其他歐洲國家出了個難題：如何解釋自己既是納粹德國侵略行動的受害者，又是其暴行的參與者？自然而然地，它們幾乎都選擇強調前者，遺忘后者。一些歐洲國家要到二戰結束后數十年才逐漸承認自己在納粹大屠殺中扮演的角色，更多歐洲國家則繼續抵賴。

今年年初，波蘭通過的一部法律，將把發表任何指稱波蘭需對納粹德國罪行負責的言論的行為定為犯罪，這其中包括“波蘭死亡集中營”（polish death camp）這一說法。波蘭強調，自己是納粹德國暴行的受害者，而非施暴者。以色列外交部長對此表示失望，稱“該法律無益于進一步揭示歷史真相，或許將損害研究自由，妨礙對二戰歷史意義和影響的討論”。

類似的“受害者情結”在幾乎所有國家的歷史記憶中都普遍存在。日本強調自己是迄今為至唯一一個核武器受害國，基本上無視它先前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的災難。俄羅斯突出自己在二戰中的巨大犧牲，避而不談它先前與納粹德國和日本的勾結。就連一向被認為認罪態度良好的德國，也不時出現像小說《蟹行》（Im Krebsgang，作者為德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君特?格拉斯，初版于2002年，內中涉及蘇軍潛艇于1945年1月擊沉運送上萬難民和士兵的德國郵輪威廉?古斯特洛夫號[Wilhelm Gustloff]，致死超過九千人一事；事件的遇難者絕大多數都為難民）和電影《朗讀者》（The Reader，1995年小說出版，2008年改編成電影，由德國和美國聯合出品）這樣凸顯其二戰苦難的文藝作品。

以上國家強調的這些方面固然也是歷史事實，有其客觀意義，但在缺乏相應歷史情境和前因后果的情況下，淪為片面化的歷史。在歷史記憶方面，德國漢堡對大轟炸的紀念值得借鑒。二戰期間漢堡幾乎完全被夷為平地，但該市博物館在展出漢堡大轟炸慘狀的同時，也陳列著歐洲其他城市，如華沙、鹿特丹和倫敦等遭遇空襲的照片。類似對歷史的全面展示不僅不會削弱主事者所要表達的信息，反而使得相關展示更為真實可信。

五、曖昧的特朗普與新時代的帕利

美國是二戰勝利國，且本土基本未遭受重大戰時襲擊，自然不需要用“受害者情結”來裝點門面，然而它在二戰歷史記憶問題上所展現出的“高大全”形象也并非無懈可擊。

華盛頓大屠殺紀念館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該館以詳實的圖片和文字資料，揭示了面對納粹暴行和國內移民團體的壓力，戰前美國政府既未能有效阻止暴力升級，也并未對納粹受害者施以援手，就連接收猶太兒童的法案也未能在國會獲得通過。1939年5月至6月間，載有近一千名猶太難民（僅有數人不是猶太人）的“圣路易斯”號（SS St. Louis）客輪在輾轉古巴、美國和加拿大時都被禁止入港，被迫返回歐洲。二戰全面爆發后，那些乘客中約有四分之一最終死于納粹大屠殺。

此外，美國本土也存在聲勢不小的反猶組織與納粹團體，“汽車大王”亨利?福特（1863－1947）和曾單獨駕飛機從紐約飛至巴黎的航空先驅查爾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1902—1974）等公眾人物都積極參與它們的活動，甚至與納粹德國政界軍界聯系密切。再者，如前文所述，不少納粹科學家戰后都得到了美國政府的庇護。最后，美聯社的一則報道稱，直到上世紀70年代，美國公眾才充分意識到，二戰后有數千名參與納粹迫害活動的人前往美國。一些人甚至估計有一萬名此類人士在二戰后定居美國。如上種種，都對美國一貫標榜的正義形象提出了質疑。

作為一名已知的生活在美國將近七十年的前納粹看守，帕利的被驅逐不應成為美國道德自滿的理由，美國應以此為契機，全面認識其在納粹大屠殺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歷史遺產。

時至今日，美國不少右翼團體仍公開宣揚納粹種族主義思想，借此排斥與他們膚色不同的移民，去年8月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舉行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集會清晰地揭示了這一點。特朗普不僅未能在第一時間譴責集會中爆發的暴力行為，反而稱“他們中有好人”。聯系他先前質疑奧巴馬出生地、抹黑墨西哥移民等做法，種種跡象表明特朗普是個種族主義者。而他通過嫁禍于移民、許諾重振美國來動員支持者，此種手段既和希特勒的納粹黨相去不遠，也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異曲同工。

除極權主義手法和種族主義思想外，特朗普政府對真相的扭曲在帕利一事上也有著充分體現。特朗普力圖將帕利和非法移民劃等號，表明兩者都是對美國公民人身安全的極大威脅，需加以清除。該歸類忽略了非法移民這一大標簽掩蓋了形形色色的人生經歷：并不是所有非法移民都像帕利那樣有嚴重歷史污點，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歷盡千辛萬苦來到美國。有的來時還只是少不更事的未成年人；有的抵達美國多年，早已結婚生子。無數研究表明，非法移民的犯罪率低于美國公民。因此驅逐帕利并不能成為特朗普政府驅逐無犯罪紀錄的非法移民的理由。

然而，令人嘆息的是，美國現在處于一個受情感而非理性驅動的年代，絕大多數人都只愿意接受自己認定的真理，而不管其是否可靠。因此無論特朗普的言論如何空洞無物、錯漏百出，支持者依然對他山呼海嘯。他們借依阿華大學女生遭非法移民殺害一事妖魔化所有非法移民，但有誰愿意正視，去年夏天，赴美訪學的中國大學生章瑩穎遭美國公民綁架殺害，至今死不見尸？又有誰愿意承認，前不久在科羅拉多州殺死孕妻和一對女兒、還在電視鏡頭前假裝她們離家出走、呼喚她們回家的男子也是美國公民？

研究者們稱，幾乎可以肯定，美國本土尚有其他前納粹幫兇的身份并未獲當局確認。與此同時，千百萬個新時代的帕利行走在這片土地上，日復一日踐行著“平庸之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