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了力量、技術、美感與娛樂性的現代足球運動，在晚清時期登陸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天津，并讓這里成為中國足球起步較早的地方。如果說這項運動的早期推廣，離不開外籍士兵的傳播、西方傳教士的倡導以及新式學校的示范鼓勵，那么其普及壯大，則得益于本土球員的自強勤奮、有識之士的積極呼吁以及社會名流的注資輸血。天津早期足球運動的雄厚基礎，在中國近代體育史上留下了值得驕傲的輝煌印記。

　　“辮子足球隊”的第一批球星

　　天津華人對足球產生關注和興趣，是在看到足球在外國士兵足上的跳躍時開始的。1860年，作為英法聯軍入侵津門的一個意外，現代足球運動，在國門打開、主權喪失的悲憤和屈辱中來到天津。來自現代足球運動發源地英國的士兵，在天津軍營中修球場、打比賽，以足球為主自娛自樂。這項生猛、進取而又有趣的外向型運動，讓部分中國人在比較中，開始有了對民族性格和體格的反思，誕生了想要嘗試看齊的念頭。

　　1881年，由嚴復擔任“洋文正教習”的北洋水師學堂，將足球納入課程設置中的“操法”一科，并聘請英籍美國人擔任足球教官。嚴復曾在倫敦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鍍過金，深知現代體育運動對強國強種的重要意義。北洋水師學堂的先見之舉，引發了天津各新式學校開展足球運動的熱潮。武備學堂、電報學堂、中西學堂、新學書院、普通中學堂、南開學校等相繼將足球納入課程設置。各學校中，新學書院的足球水平首屈一指。

　　新學書院是一所教會學校，前身是由英國基督教倫敦會于1864年創辦的養正書院。建校初期，愛好足球的英籍教師就在學校師生中推廣足球運動，并常常臨時組隊與軍營中的英國士兵進行比拼，這為學校的足球運動打下較好的基礎。

　　天津歷史上最早的一支學校華人足球隊，就誕生在新學書院。原天津市足球協會秘書田廣武，曾根據天津早期足球名將的回憶和當時的新聞剪報資料，撰寫了一批有關天津足球發展史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稱，新學書院的這支足球隊，最初是該校幾個學生看到外國士兵的足球比賽，回到學校后進行模仿練習，自發組織起來的，共十一人。這批最早的天津球員身穿長袍馬褂、腳踩高筒長靴、頭上盤著辮子，一派舊式裝扮。每每踢到興高采烈的時候，他們就脫掉長袍馬褂，頭上的辮子也由于劇烈的奔跑從頭上滑了下來拖在脖子后，因此又被稱為“辮子足球隊”。拖著辮子踢足球，畢竟不方便，新學書院的球員們在后來順應時代，剪去了長長的辮子。

　　在“辮子足球”精神的鼓舞下，新學書院也走出了天津第一批華人足球明星，比如丁煦春和袁慶祥。丁、袁二人都是天津市人，20世紀10年代就讀于新學書院，在校期間都是酷愛體育的運動健將。丁煦春是校隊的守門員，反應靈敏，動作迅速，因為把大門把得牢固，綽號“鐵門丁”。袁慶祥是校隊的主力后衛，踢球有力精準，腳頭特別硬，人稱“袁三響”。袁慶祥很勤奮，在學校的時候，買不起足球鞋就穿著布鞋踢，有時把腳踢破了還堅持練習。丁、袁二人均是運動方面的通才，袁慶祥曾獲得過兩屆遠東運動會跳高冠軍，丁煦春則在1917年的日本東京第三屆遠東運動會上，以10.487英尺的成績獲撐竿跳高第一名。

　　新學書院足球隊的隊員們在踢球上很有一股韌勁兒，有時放假不回家，也要湊在一起踢球。優秀的隊員，加上拼搏的精神，為新學書院足球隊贏得了津門霸主和華北勁旅的地位。從1903年起，由北洋大學堂、新學書院、普通中學堂等校發起成立的天津中等以上學堂“體育聯合會”，開始在全市范圍內組織中等以上學堂足球校際邀請賽、聯賽，新學書院連續多次獲得冠軍。1917年11月18日，北洋大學堂、新學書院、南開學校、高等工業學校、法政學校、海軍醫校、德華學校七校發起組織了天津第一個正式足球組織“天津學校足球會”。在該會負責舉辦的全市一年一次的學校足球聯賽及其他賽事中，新學書院連續六次取得冠軍。

　　張伯苓在南開普及足球

　　天津早期校園足球發展過程中，普及程度較高的還有南開學校，南開校長張伯苓是足球運動的有力推動者。

　　張伯苓早年就讀于北洋水師學堂，身材魁梧、體格健碩。上學期間，他就對各種體育運動都發生了興趣，踢足球也成為其終身的愛好之一。張伯苓愛踢足球在圈子里是聞名的，老友胡適在為張伯苓特別撰寫的大傳中，就提到過這位張校長經常跟學生在一起踢球的事。

　　張伯苓不僅自己踢足球，還把足球運動提高到強種強國、塑造民族性格的高度來重視。三國干涉還遼后，在北洋水師實習的張伯苓曾作為學生代表參加了接收威海衛的儀式。當他看見威海衛海軍衙門前站崗的英國水兵“高高地木立在門口，體格魁梧，穿著紅的上衣，黑的下褲，神氣活現，整潔干凈”，而路過的中國士兵，“服裝破舊而不潔”“身材矮小，精神萎靡”“丑態畢露”的鮮明對比后，一種受國家屈辱刺激而引發的反思，讓他將對體育的熱愛，升華為從體育教育入手拯救民族、改變民族的使命感。足球恰恰承載了他增強國民體質的希望。

　　在南開校長的身份之外，張伯苓還是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的成員。天津基督教青年會是清末民初天津足球運動推廣的中心。1898年，美國足球明星、北美傳教士格林來津擔任基督教青年會總干事期間，開始抓足球工作。1907年，基督教青年會辦起了足球訓練班，每周三、六下午專門教練足球。青年會的外籍干事中有許多世界知名的體育明星，張伯苓利用這一便利條件，經常邀請這些體育強將到南開對學生進行指導。1916年，張伯苓聘請天津青年會的隆滿為教練，指導學校足球一隊和二隊，并用幻燈演示了足球的規則，在學生中引起轟動。

　　在天津學校足球中占據一席之地的南開學校，也培養了一些優秀的足球運動員，比如南開足球隊的主力后衛劉世藩。1913年出生的劉世藩，早年就讀于南開大學，多次作為校隊主力參加校際、埠際比賽，并曾入選河北省隊參加全國運動會。1935年，劉世藩作為天津中華隊的隊員，參加了由租界外僑體育組織舉辦的“愛羅鼎杯”足球賽，幫助中國隊在與洋人的競爭中奪魁。

　　張伯苓鼓勵學生踢足球，但他也有一個底線，就是考試不合格不允許參加足球比賽。他反對因足球而荒廢學業的行為，注重對足球運動員文化素質的培養。當時南開學校足球隊有一名優秀的守門員，守門技術堪稱一絕，很少有人能攻破他的十指關。因為這個球員在文化考試中有不及格的科目，張伯苓決定不讓他參加1916年的足球比賽。

　　李惠堂來津切磋并“挖人”

　　“看戲要看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1929年2月，被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足壇尊為“亞洲球王”的李惠堂，率領他任領隊的上海樂華隊北上訪問天津。

　　李惠堂祖籍廣東五華，1905年生于香港，1922年入選南華足球隊，開始足球生涯。1923年入選中國隊，分別在1923年、1925年、1930年和1934年參加了第六、七、九、十屆遠東運動會足球賽，四次為中國隊拿下冠軍。在第七屆遠東運動會后被評為“亞洲球王”，名震海內外。

　　20世紀20年代，足球在天津已經發展成為一項廣受市民喜愛的運動。各種校際邀請賽、聯賽和區域邀請賽越來越頻繁地舉辦。各國駐津領事館也都組建了諸如“萬國足球會”“西商足球會”之類的足球團體，在各支隊伍的比賽角逐中，繁榮著足球運動。但是，由于多種原因，在足球這個項目的中外比拼上，華人足球隊的實力始終略遜一籌。在這樣的背景下，李惠堂率領的樂華隊來到了天津。

　　上海樂華隊是當時國內足壇的一支勁旅，多次在遠征東南亞中戰績彪炳。此時的李惠堂，正處于巔峰狀態。1925年，加入上海樂華足球隊后，他帶領球隊先后打敗多支外國球隊，使中國人在綠茵場上聲名遠揚。李惠堂來津的消息，讓天津的足球愛好者和愛國人士萬分期待。

　　人還沒到，媒體的宣傳就已經鋪開。天津著名媒體人、以經營大華飯店聞名一時的趙道生，在《北洋畫報》上專門撰文，對樂華隊的實力、地位和陣容以及李惠堂的聲譽進行了介紹。

　　2月上旬，李惠堂率領樂華隊如期來到天津。球隊陣容強大，有當時在中國足壇被稱為“鐵腿”的孫錦順，有撲救守門堪稱一絕的周賢言，還有外表儒雅、踢起球來當仁不讓的陳錦江。來天津期間，樂華隊和天津本地的足球隊、租界中外國人的足球隊均進行了較量。

　　天津聯隊是以南開學校和新學書院為主組成的。南開校長張伯苓和李惠堂有很好的私交，1928年，李惠堂曾請時任中華體育協進會會長的張伯苓為其新書《足球》作序。在天津聯隊和樂華隊的較量中，天津觀眾有幸目睹了“球王”李惠堂的矯健身姿和傲人風采。20年代在南開中學上學，后成為作家的端木蕻良，就曾在回憶中將中學時代欣賞過“足球老將李惠堂的球技”，作為一種重要的人生經歷。

　　在和天津外國球隊的比拼中，李惠堂和他所率領的樂華隊表現出了高水平。1928年進入《大公報》就被張季鸞派去跑體育新聞的孔昭愷，是當時《大公報》派去報道這場足壇盛事的記者。據孔昭愷回憶，在津期間，李惠堂率領樂華隊把天津的幾個外國強隊打得落花流水，叫中國人揚眉吐氣。他說：“最后一場，樂華以一球領先，終場時間已到，洋裁判不吹哨。這時外國隊一再猛撲樂華大門，洋裁判更一個勁地拖延時間。樂華門守周賢言的撲救，令觀眾采聲不絕；其間也有‘噓”’聲，是‘噓’那洋裁判的。最后樂華讓外國隊踢進一球，周賢言幾乎一動不動，顯然是給對手一個臺階下。”

　　樂華隊長相斯文“卻踢得一腳好球”的陳錦江，也給天津球迷留下了深刻印象。據孔昭愷說，陳錦江不僅踢球了得，還是《大公報》的特約記者，經常給報紙寫稿，文字水平可以當報社記者的老師。果然，虎將手下無弱兵。

　　李惠堂不僅善于在綠茵場上拼搶，也是一位學識不淺的足球研究專家。在天津打比賽期間，他以專業的視角，充當伯樂，發掘著足球新星。他看上了天津新學書院的孫思敬。孫思敬曾在英美煙草公司及北寧鐵路局供職，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天津足球驍將。他身高體壯、耐力強、組織進攻果斷、速度快、搶截神速、傳球極佳，以“喂球”著稱，綽號“鎮三山”，有“北方李惠堂”之譽。這位以坐鎮中央、鉗制中鋒堪稱一絕的年輕天津球員，在與樂華隊的比拼中防守得力，多次使李惠堂傳球失敗。離開天津后不久，李惠堂就邀請孫思敬南下加入了樂華隊。

　　北寧隊與“高紀毅杯”足球賽

　　李惠堂的到來為天津的中國人暫時出了一口惡氣，李惠堂走后，天津足壇洋人稱霸的局面依舊。面對屢屢敗北，人們希望出現一個有影響、有能量、有實力的人，改變華人在足壇的不利局面。北寧鐵路局局長高紀毅充當了這個角色。

　　高紀毅能夠擔起這個角色，首先因為他有權。他是張學良的心腹，1929年1月10日，在擔任奉天警務處處長期間，曾受張學良密令在帥府“老虎廳”親手槍殺了楊宇霆、常蔭槐，為“少帥”除去心頭大患，從此被張學良格外重用。同年3月，就被張任命為東北交通委員會副委員長兼北寧鐵路局局長。其次因為他有錢。北寧鐵路局掌管著事關民生的交通要道，資金雄厚，高紀毅上任后，曾以北寧鐵路局名義出資五十余萬元對晚清實業家周學熙創設的種植園進行重新規劃，建造了享譽后世的寧園。再次因為他有責任感。他剛當上北寧鐵路局局長，就趕上名記者妙觀在《北洋畫報》上撰文披露火車運營的種種弊端。這位新局長沒有惱羞成怒，也沒有利用手中的職權以及和張學良的特殊關系給報館施加壓力，而是在《北洋畫報》頭版頭條登出致歉信，鄭重承諾“設法改良”。尤為重要的是，高紀毅本人也是一位資深的足球愛好者。

　　20世紀30年代前后，除學校足球隊和外國人的足球隊外，以產業工人和行業職工為主組建的足球隊也在天津出現。北寧足球隊最初就是一支鐵路職工足球隊。該足球隊的元老是1928年來津的陳爾德。在香港讀書期間，陳爾德就對足球守門發生了興趣，來到天津北寧鐵路局任職后，他看到一些愛好足球的人經常在京奉鐵路管理局外面的一大片空地上踢足球，便將愛踢球的同事組織起來，一起練習并參加比賽。1930年在杭州舉行的第四屆全國運動會上，他和同事梁銘宗等人，被選入天津足球代表隊參賽。自杭州回津后，以陳爾德、蔡庚揚牽頭的北寧足球隊正式成立。

　　高紀毅執掌北寧鐵路局后，給予北寧足球隊極大的人力物力支持。為了壯大球隊的規模和聲勢，發展足球運動，他采取給錢、給職位的方式，將天津實力最強的球員拉到北寧鐵路局工作，讓北寧隊匯聚起一股強大的力量。

　　看到組織足球比賽的實權操控在外國人手上，天津名目繁多的杯賽多是以外國人的名字命名，如“愛羅鼎杯”“保羅杯”“彼得杯”等，高紀毅決心捐贈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足球杯賽。1935年，以北寧足球隊為東道主，邀請南敏、振津、志勇、樂群幾支中國球隊參賽的“高紀毅杯”足球賽在寧園體育場開賽。在這次比賽中，高紀毅邀請到天津足球的元老級人物侯洛荀擔任裁判。侯洛荀畢業于南京高等師范體育系，20世紀20年代，任職南開大學的侯洛荀是外國人組建的“萬國足球會”中唯一一名中國人，他在20世紀初為推動天津華人參加區域性的國際足球賽事、提高國人的足球競技水平上，進行過不懈的努力，是一位值得尊重的體育人物。在“高紀毅杯”足球賽中進入決賽，與北寧隊爭奪冠軍的是以新學書院體育名將聶輔臣為首的震華隊。據田廣武根據陳爾德等人口述所寫的回憶文章，決賽那天，寧園體育場人山人海，座無虛席，雙方猛攻猛拼，爭奪激烈，場面精彩，觀眾喝彩聲、加油聲不絕于耳，最終，震華隊因配合默契、拼搶出色，以3比1戰勝北寧足球隊，榮獲“高紀毅杯”。

　　與洋人爭雄，捧起“愛羅鼎杯”

　　“高紀毅杯”足球賽為選拔天津球員，與外國強隊的競爭做好了準備。1935年3月，以北寧隊主力隊員為主，吸收南開部分球員組成的中華足球隊正式成立。3月17日，代表當時天津足球最高水平的“愛羅鼎杯”足球賽在英租界足球場(今新華體育場)舉行。中華足球隊出戰，在與英國隊、德國隊、俄國隊、意大利隊、法國隊和世界聯合足球隊的PK中，和英國隊獲得決賽資格。決賽那天，中外觀眾云集。賽場上，在觀眾不停的加油下，中華隊奮力拼搶，最終戰勝英國足球隊，奪得冠軍。奪冠的當晚，張伯苓在登瀛樓宴請足球健兒，激動地稱此事是反駁西洋人嘲笑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做事“五分鐘熱度”的最好證明。

　　天津本土足球隊在比賽中打敗強敵、奪得桂冠的愿望，終于夢想成真了。喜訊轟動津門，球迷奔走相告，國人揚眉吐氣。對于這場比賽，孫思敬認為作用主要有兩點：一是為國家爭得了榮譽，二是燃燒起國人對足球運動的希望。

　　1936年8月1日至16日，德國柏林召開第十一屆奧運會，侯洛荀作為中國體育代表團成員到現場觀戰。代表中國參加足球賽的，有李惠堂，也有來自天津的孫思敬和張學光。中國隊首場即遭遇強悍的英國隊。面對這支世界足球勁旅，中國球員不甘示弱，以精湛的球技和頑強的斗志感染了現場觀眾。場上對陣時，英國隊踢得并不輕松，最終以一球險勝中國隊。中國隊員離場時，許多觀眾起身，用掌聲、善意的手勢和語言給予敬意。

　　天津《北洋畫報》刊出打油詩：“輸罷足球將欲行，忽聞臺上好運聲。會中贈予金牌獎，不及歡呼觀眾情。”這是天津媒體對天津本土優秀球員和來過天津的李惠堂等足球健將的盛贊，也是為中國人在國際賽場上敢于拼搏、賽出風格抒發的驕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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